“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1978年6月23日下午，正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的邓小平此言一出，有人欢欣鼓舞，也有人蹙眉心忧，更多的人，茫然四顾：远涉重洋之路，究竟怎么走？

首批留洋生公费主导

1979年，中国首次向美国派出了50名访问学者。可是，这50个手足失措的年轻学者，连美国大学的门朝哪个方向开都摸不清。这时，大洋彼岸一群华裔学者如著名量子化学家潘毓刚等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联系学校、寻访导师、确定专业……中国人中断了30年的留学之路再次开启。

同年，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携他的“CUSPEA计划”（“中美联合招考研究生计划”）回国，为中国送出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毕业于中山大学的广州人李大西即是其中之一。30年以后，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李大西仍然感慨万千：“当时，真的什么都不懂啊！”

然而，此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走出国门仍然是一个奢侈的“精英梦”。也许，正因如此，这批当年的公派留学精英，都怀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他们学成后，纷纷归国，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头人。

允许自费拓宽留学大门

1985年，在一批海外华人的推动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出炉，让自费出国留学成为可能。满心喜悦而又不乏惶恐的求学者怀揣着借来的机票钱、两手空空地登上飞往海外的飞机。一下飞机，他们便不得不将大部分课余时间交付于中国餐馆的洗碗池中。

就在那年3月，上过山下过乡并于高考恢复第一年考上大学的曾毅敏，因为有海外亲戚的担保，“兴奋而茫然”地来到了纽约。她除了在餐馆端过盘子，还在工厂缝过衣服……至今她仍记得那时囊中羞涩的煎熬，“走在街上，闻着面包店飘出的香味，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只好跑到麦当劳，悄悄拿起免费番茄酱，抹在没有黄油的面包上……”

20年后，她在美国加州创造了著名的“硅谷神话”：她以650万美元注册的公司被思科公司以6500万美元收购。

像曾毅敏一样为“留下”而艰辛奋斗的留学生还有很多很多。只是，他们有的成功了，有的，还在漂泊。

留学生足迹遍及109国

上世纪90年代，一个叫“中介”的角色登上出国留学的舞台。留学中介几乎包揽了从联系学校到出国签证的一切事项，他们的“有求必应”和“无所不能”刺激了更多的自费留学生。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成了自费留学的新宠。

与此同时，一批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的小留学生也应运而生。有人说，他们缩短了自我独立的进程，也有人说，他们制造了一堆留学垃圾。在1996年读完高二便去新西兰求学的彭铮认为，过早地离家求学，的确让她迅速地成长，“但如果要我重新选择，我会选择读完大学再出去。那种孤寂与无助相伴的成长之痛，起码对我而言，并非一种财富。”

当人们拥抱新世纪的曙光时，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也完成了大学学业，开始了漂洋过海的旅程。只是，随着中国经济大环境和各人家庭支付能力的增强，新一代留学生的故事里少了许多曲折和艰辛，多了许多选择和色彩。他们的语言能力比上两代人更强，性格更为开朗，他们也少了许多为生存所作的挣扎。

他们的口头禅更多的是：“出国之后更爱国！”而祖国，也为他们准备了更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留学生打算回国创业。

30年前的人们一定很难相信：根据教育部的最新统计，30年后的今天，我国已有121.17万学子负笈海外，足迹遍及109个国家。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个中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