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人说：生命在自己的哭声中开始，在别人的泪水中结束，这中间的过程就是幸福。 当生命的华章在不该结束的时候嘎然而止了，谁该为这打了折的“幸福”埋单呢？1月7日《河南日报》消息：女教师劳累过度去世，300多名学生长跪不起。年仅31岁的滑县万古镇一中初二(3)班班主任杜继红老师，永远地倒在了她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屋子里。经医生诊断，杜老师系劳累过度引发脑血管病变死亡。

　　在教师节或者感恩节，鲜花掌声轰轰烈烈地抽象出了“教师”的的光辉形象。那些牺牲个人休息时间、牺牲家庭幸福、甚至献出生命的教师，如期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媒体追捧的对象。丧失人本关怀和人文悲悯的所谓“带病工作”、“倒在讲台”在文字影象间渐渐成为高大全的师德基点，万人景仰。萧亮中在“过劳死”里走了，焦连伟在“过劳死”里走了，高文焕在“过劳死”里走了，杜老师亦然……苏霍姆林斯基说：人类的精神与动物的本能区别在于，我们在繁衍后代的同时，在下一代身上留下自己的美、理想和对于崇高而美好的事物的信念。在“过劳死”里倒下和将要倒下或正“过劳”着的千万同行们，真能给“长跪不起”的多少学子“留下自己的美、理想和对于崇高而美好的事物的信念”吗？有一天他们长大了，会不会忽然反省到我们的不堪与无奈、无谓与茫然。

　　——我敬重杜老师或其他同行的伟大与荣光，但从来任何行业道德不是以冰冷的生命流逝去奠基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崇尚人本、尊重个人感受的社会，“过劳死”的一个又一个教师，是多么值得警醒的昂贵寓言啊！无庸讳言的是，法律制度是公民生命的最佳保护神。从制度设计看，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劳动保障制度，但是仍然没有考虑到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劳动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形式。譬如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衡量劳动强度的指标就是劳动时间的长短，超过法律规定的工时标准才可能“过劳”，但是基层学校一面要教师八小时坐班、一面又是“苛捐杂税式”的早读、早早读、备课改卷、晚自修等等的定点到班，教师的工作时间从来就是一块没有框架的橡皮泥：他们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他们承担着严重的精神压力，遗憾的是这种压力，并不以肉体损伤表现出来，也因此他们成为劳动保护中“被遗忘的角落”。

　　网上流传的教师十大压力可以为“过劳死”聊做注脚：工作要超负荷、教育科研要多面手、职称评定要有门路、学生成绩要年年月月周周负责……教师过劳死只是“天妒英才”的唯心谎言罢了，背后是“制度短缺”的惶惶真相。一个教师在社会文化生态中的定位应该是理性的人情的，我们现在说英雄也是人、明星也是人，那么，教师呢？往深层里说，教师“过劳死”现象的出现乃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严重不均衡的副产品。在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下，一些领域、一些群体的付出与回报严重出失衡状态，结果就出现了竞争越激烈，为社会创造的财富越多，个体透支的生命越多，生存质量也就越恶化。遗憾的是却没有一个《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子”来指出这个可怕的“潜规则”。

　　社会给了我们热爱教育的自由，也请赋予我们珍爱生命的权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