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浏的音乐学实践之路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作者：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宣传部教师宋康
指导教师：甘绍成教授

摘 要：
    实践是音乐学学科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前的音乐学学科研究中，有不少人存在忽视实践的种种误区，杨荫浏先生在音乐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就是建立在他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他的学术道路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们在当前的音乐学学习中应加强对音乐实践的重视，既要加强自己的理论功底，也要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本文试通过对杨荫浏音乐学实践方面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分析总结，从中探讨他的音乐学实践之路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
杨荫浏；音乐学；实践之路 ；启示

前 言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前所未有、充满探索、创新、变革、交流的时代。在这一巨大文化潮流中，音乐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同时涌现出了众多乐苑精英。然而紧步于萧友梅、刘天华、王光祈之后的，便是将毕生精力献给音乐学事业且有重大建树的一代宗师杨荫浏先生。在众多音乐学前辈的努力和奉献下，中国音乐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尽管如此，然而也有部分问题和弊端的存在，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在当代音乐学专业中存在着少数这样的现象，即：音乐研究成果出来了，但对某些研究对象的实际操作能力（如演唱、演奏等能力）还十分欠缺。究其原因，显然是在探索音乐学的道路上，没有很好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得理论脱离实践，造成“纸上谈兵”的局面。这是音乐学专业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其实，此类问题自音乐学诞生之初就存在着，只是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在现今整个音乐界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艺术家处理不了历史资料，而学术家则面对一大堆手稿、乐谱犯愁。”[1]而事实上，音乐学家应该是身兼艺术家的学术家。
    笔者认为：音乐学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并且实践在音乐学中的内涵应该予以扩大，它不仅包纳行为、行动的实践，而且还应该囊括理论学术的实践。无论“技能实践”还是“考察实践”或者“研究实践”等，它们在音乐学领域都是必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所谓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多半指理论与“技能实践”的脱节。但是，笔者认为，在当今音乐学领域“理论实践”也有不到位之处，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识不到实践在音乐学中的重要性所致。此方面，能够真正做到集众多实践于一身，并且理论与实践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典型性人物，当推杨荫浏。一个立志于治理中国音乐史学和传统音乐学的学者，却把大半生的精力花在了传统音乐实践方面。以下笔者分别加以阐述。

一、杨荫浏在音乐学实践方面所走过的道路
    众所周知，杨荫浏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中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音乐学的多个方面，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其学术成果进行审视，很容易发现其成就的取得与他躬行实践是分不开的。以下就杨荫浏的实践活动分别从以下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一）技能实践方面
    杨荫浏先生的“技能实践”主要表现在他都十分重视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在“演唱、演奏”能力上的学习和训练。在他少年时期，就先后向颖泉道士、郝路易女士、章蕴宽、阿炳、吴畹卿等学习了乐器的演奏和昆曲、小曲、琵琶大曲的演唱。
他在6岁时，向颖泉道士学习演奏笛子、箫、笙、二胡等乐器。所习曲目大都是牌子曲，还有“江南丝竹”的传统曲目，如《三六》，《中花六板》等。9岁时，开始学“十番鼓”。10岁左右，跟从美国传教士郝路易女士学习钢琴和风琴演奏。11岁，又从堂姐夫章蕴宽学习古琴演奏。12岁左右，结识阿炳，并向他学习琵琶、三弦。13岁左右，正式加入著名江南昆曲馆社“天韵社”，师从吴畹卿学习音韵、昆曲、三弦、琶琶、箫等的演奏技艺。并先后学会了九十多套昆曲，每套都背得很熟。
    他在圣约翰大学期间组织“昆曲社”，坚持背唱词和音韵，任“国乐会”会长，经常参加大学举办的音乐会，表演民间器乐合奏曲和琵琶独奏，继续实践。在他一生的历程中，无论在无锡、北京、上海、重庆的工作生活中，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参加各种民族器乐和昆曲的演唱演奏会。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技能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杨荫浏在十三岁左右，就已经掌握了八种乐器的演奏，而且都是经过认真拜师学来的，可以说达到了一定的演奏水平。这在从事器乐的同行中并不多见。同时，他又以入室弟子的名分学会了九十多套昆曲和十三套琵琶大曲及近百首小曲。并且他将这些演唱演奏实践贯穿一生，这在整个音乐学界实属罕见。
    他曾经主张：“研究中国音乐史，最好是要懂得昆曲和古琴，如能演唱、演奏则更佳。” [2]“如果研究戏曲，必须自己会唱多少套唱腔才行，根本不唱，很难把音乐研究透。”[3]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他就结合自己习唱昆曲的实践经验，深入地研究总结了中国歌曲中语言与音乐的相互关系，写出“《歌曲与字调论》一文，” [4]并在1963年写就“《语言音乐学》一书，”[5]此书是实实在在地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堪称我国语言音乐学开山之作。
    他还说“音乐是属于理论，而又有着它自己的特殊性，要特别重视音乐艺术的实践，为其特殊的理论研究充实基础。”[6]并且他指出：“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前人之言可靠与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与印证。”[7]先生凭着他在古琴方面的造诣，在古琴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治学生涯中，琴学的撰述也有一定分量。比如他的中英文对照版的《琴谱》，发表的《七弦琴徽分之位置与其音程的比值》，撰写的《对古琴〈阳关三叠〉的初步研究》，以及他的《蝶梦游——从这一乐曲来看一般乐曲的史料、标题和艺术形象等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与他的演唱演奏实践都是分不开的。
（二）考察实践方面
    杨荫浏先生的“考察实践”主要表现在他对我国传统音乐的采风、收集以及实地调查、整理上。从1922年至1956年，先后陪同友人或带领学生赴无锡、南京、天津、西安、湖南等地采风考察。
    1922年至1923年，杨荫浏陪同美国音乐家赴无锡采录民间音乐。1937年至1940年，再度返无锡会见道家友人，长期与他们切磋研究，并整理出《梵音谱》、《锣鼓谱》共两种。1950年暑假，他又与曹安和携带音乐研究所刚刚获得的钢丝录音机，回无锡老家为昆曲《鼓板》、苏南《十番鼓》、《十番锣鼓》以及当地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的演奏录音。就是在那次录音中，阿炳留下了三首二胡曲和三首琵琶曲，日后成为20世纪华人乐坛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二泉映月》，就是当时的成果。同年开始并记录《单弦牌子曲》。
    1942年夏，他赴四川青城山采录道教音乐。1947年至1949年，与南京清溪琴社的琴友一起，先后听写了他们弹奏的琴曲数十套。1949年至1950年，与南京琴人一起，记录整理出新、旧谱式对照的《琴荟》，共五册。1950年，适逢河北省定县子位村管乐队应邀到天津演出，他随即进行采访，并与曹安和合编了《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1951年在天津采录“河北吹歌”（冀中笙管乐）。1953年初采访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并亲自抄录。同年赴西安采访“西安鼓乐”，发现该乐种的传谱与宋姜白石歌曲乐谱的渊源关系。1955年他又结合采访西安鼓乐的心得，与阴法鲁合写了《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一书。1956年秋，率队往湖南与当地音乐家一起对该省民族音乐作普遍考察，获得40余小时的音响资料、大量文字记录和实物乐器，特别是关于浏阳地区的祭孔音乐等。
    另外，他还指导学生赴山西采访河曲民歌，赴新疆采访“十二木卡姆”，赴西藏采录“囊玛”、“堆谢”，赴贵州采访苗族民歌和芦笙音乐，赴内蒙古采访鄂尔多斯音乐，赴福建采访“南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杨荫浏自年轻时就特别重视中国传统音乐的采集活动，他在本学科坚持的考察实践之路，如同是考古学的地下发掘。而且，数十年的学术积累，证明了中国音乐学如果脱离了民族音乐的唱、奏实践，脱离对存活传统音乐的调查、采录，中国音乐学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基础，也将最终失去其作为现代人文科学的学术生命。
    在杨荫浏的倡导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为田野调查建立了工作规范，编写了一整套工作手册，对考察队伍事先进行培训，继而有组织地撰写调查报告，对田野调查的培训，至今已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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